谢谢邱老，也谢谢各位亲友，还有多年来的观众和读者，还有各位媒体的朋友们，今天天寒地冻大家远道而来，辛苦了！
在看了刚才的片子之后有很多读者曾经留言给我，你为什么说一个人给你自由你不独立就还是奴隶，我就想了想我写这本书之前曾经翻了翻我大概20岁左右时候的日记，想找点参考。但是看了一本又一本，然后发现这段历史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为什么？因为里头记的事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实，也没有场景，也没有描写，也没有对话，通篇都是我我我，对自己也没有反思和批评。我原来想谈恋爱的事总该记得比较清楚吧，看完之后发现当年谈过恋爱的人也记不得了。里面只有描写情绪和结论，比如看前几页的时候还在写，他是上帝老师派给我的，再翻几页就变成了原来他是个人渣，都只有结论。我看不出柴老师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啊，但是不记得了。所以不要说去报道一个国家，就算报道自己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因为报道所要求的准确、客观、公正、平衡，这些跟人性的本能是抵触的，人总是忍不住想要塑造自己，人想要遮盖不利于自己的事实，人想要做出评价，人在想我是正确的以及为什么是不正确的，所以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件每天就是新闻，我们记录自己的同时也在记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新闻史，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史。如果都以我这样的态度来报道的话，你们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，就像看见白茫茫大雾一片，既看不见他人，也看不见自己。
当时我二十三四岁到央视做新闻，就是带着这样的思路做的，所以困窘可想而知。当年陈虻老骂我们，当时拿一个年轻人的片子说事，把四个智障的孩子带在家里，还抚养这几个孩子。感觉很感动，但是感觉不对劲，就把记者叫过来问，说：“收钱吗？”记者说：“收。”“收多少钱？”“一个人两三万吧。”扣掉所有的钱也高于老师的工资。在我不知道收钱的情况下，老师给智障孩子订作业本让我感动，但是知道了之后就不一样了。然后陈虻就问记者：“谁教给你的？你有自己的思想吗？谁教给你这个的？”陈虻说得很对，当时我觉得他提的这个问题太像外宾了。
然后我想我小时候，我妈想让我受点文艺熏陶，找了各种方式，想学音乐。但我天资比较平庸，到现在小提琴会拉一个曲子，会拉白毛女，手风琴会拉铁道游击队。这是当年的文艺气氛，在这个气氛中文娱最表现的是人，但是我们音乐中的人要么是战斗者，要么是控诉者，这个模式渗透在你的血液中。你以为你是逆反的、反对的，但是稍不留神你就成为你最反对的人，你怎么解除它是最困难的事情。那时候陈虻老骂我，审个片子拿过来骂我说，你是机器人吗？就拿回去改，改完之后再给他看，这次说得很温和，说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，你连人都不是，你就是个机器。就是靠这种严苛的责骂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用，因为你原来这个模式就像一个拐杖一样，在思想上，你驻着它很长时间，很安全，突然撤了，你自己的腿脚没有那么强健，不知道怎么走，就瘫到在地。后来陈虻说你去吧，你这个人没有什么用，不撞南墙没有什么用。他说得对，撞上了南墙头破血流才有感受，思想的感受才不会僵化，有松动的时候外界的东西才会侵入你的心灵，击破你的模式，摧跨你的概念。为什么在这本书中写这十年中见到的人，因为只有人才构成当下的自己。
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准确，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，我见到4月19号人民医院的急诊室，他们当天把所有的非典病人撤离，那简直是逃命一样的撤离，所有的被褥都翻在地上，椅子是四脚朝天。当时我看现场，只给我看墙上的小黑板，上面写着22个名字，绝大多数后面写着肺炎的名字。医生跟我说其实是非典，他说病人不知情，可是医生知情吗？医生之情。他们连隔离服也没有。我问清洁区跟污染区怎么区分？他就指了指这儿（心脏的位置），说在心里区分。我说你靠什么防护？他说我靠精神防护。人民医院后来有76位医护人员感染，有两位急诊科医生殉职。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脸上几乎是木然的沉痛，是想让年轻人心里理解什么是准确。因为4月19号的时候很多媒体说市民可以不戴口罩上街，我曾经也对这个信息深信不疑。所以我不敢如此轻慢了，因为准确二字事关其他人的性命。
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是平等，一说平等就在镜头面前故做姿态。后来我采访李阳的家庭暴力事件，我想感受一下他的感受，就在闭眼的10分钟里面，我发现感受的不是他的感受，是唤醒的自己少年时代的记忆。一次中学上学的路上被一个小混混推倒在地上，头磕在马路沿的时候。所以我就带了一束花给他妻子，那个女人看了花后来搬出一个相册给我看，贴满了家里的照片，其中有一张是跟丈夫的合影旁边有一个玫瑰花，这个花是某一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提醒丈夫的秘书买回来的。她把所有的叶子用塑料薄膜压得平平整整的，保存得特别好。这个干枯的花瓣给我一个刺激，以前我觉得人是人、我是我，但是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没有人我之分，跟我一样对自身的完整愿望是一样的，对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他出生在这儿，他这样生活，我出生在那儿是那样生活，所以什么是平等，平等不是去悲悯或者同情，平等是我和你都共同相处在相近的生活当中，你所经受的我必然经受，当我们共同为生活所挣扎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平等的。
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实，因为没有受过很严格的思维训练，而是喜欢那种四两拨千斤、弄巧卖智的思维方法，比较华丽的水袖功夫，招人耳目。2007年采访华南虎照的时候，周正龙穿着大棉袄坐在地里，真假难辨，当天采访完之后，我发现我们五个人的小组有着巨大的分歧，有人认为一定是假的，还有两个人认为一定是真的。我说为什么？然后同事说周正龙披个大棉袄坐在漫山遍野的麦苗中，那简直就是个老英雄啊，他说，再说了，撒谎的人怎么敢直视镜头。这个瞬间我印象特别深，我觉得，哦，原来每个人的审美、经验、直觉都完全不一样，你要光靠感慨和抒发感情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只能靠事实和因果的不断梳理，我们也没有任何别的可以依靠的地方，两手空空，只能靠一句话：拿证据来。就靠这一句话，你就可以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，一环一环向上追溯，让它支支相扣，自相咬合，以这样笨重的气力，即使是一个小孩子也能从土地当中拉出一个深埋的庞然大物。这就是逻辑的力量，这也是求实的力量。
小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，总喜欢问我妈，这人好人坏人啊，长大之后也总喜欢有一个善恶分明、黑白两元的世界观，做节目的时候其实这样很痛苦。大家看到好人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再加点音乐，立刻就涕泪交加，看到坏人的时候就咬牙切齿，恨不得振臂高呼。但是2009年我们在重庆采访一个土地拍卖事件，有人向我们举报一个叫陈坤志的人，操纵土地买卖，我采访他的时候，他几乎是得意洋洋的承认了所有的事实，不觉得有什么不对，收了1000多万的中介费，给别人干活，这是劳动所得。临出门的时候他跟我说，我是公安大学毕业的，我就是要玩法律。节目播出之后，案件审理、评判，陈坤志被判处了死缓，但是我一直记得，在采访中他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在这个事件中，没有人是正义的，都别打这个旗号，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他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，我一一印证了，发现他说的是对的，当年向我们举报他的人，也在诉求利益，而且也在诉求的是不正当的利益，只不过丛林法则，大鱼吃小鱼。没有一个受苦的群像，只有一个一个人，一个一个诉求利益的人。陈坤志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平衡，平衡就是对每一方额论述都要心存警觉，只有让这些不同的论述相互殴斗，彼此博弈，才能够接近事实本然的面目，也才能够保证自己不成为偏见的蜉蝣。
真实的人性有无限的可能，所有强制性的目的，哪怕是善的目的，也可能导致普遍的虚伪。所以，采访才只是呈现，而不是评判，是认识而不是改造。在这本书中，我写到的就是我这十年所遇到的人，他们撼动我头脑当中原本固有的概念，使我处在一个晃动不安的状态里面，不过卢安克说过一句话，他说自由本来就是站不稳的状态。其实，我所说的这些概念，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，也是很早都被印证过的道理，用了十年的路，我才慢慢地接近它。
写下他们有意义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但对于我来说，这里面有属于我心灵的自由吧，即使是真理，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不断犯错，不断推翻，不断重建去认识他。生命是一个体验，体验了时光才不会虚度，体验了这些感受才会属于你，你因此而创建自己的生活，当你创建之后，你才归属于它。所以这些概念对于我来说，已经无关于职业的荣誉感，它们关乎的是这个世界中属于人的实质，不论我们走的多远，都要守护这样的实质，绝不将它拱手出让。
在20岁的日记里面，看到了很多陈词滥调，只有一句话还让我觉得有一点意味。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主持人了，然后有一天我在日记里面写，我说，身边的人在一块讨论，将来我们的理想是什么，很多人都说，我想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，我说我的理想比这个更为高远，句话。然后这一页就完了，我还挺好奇的，到底是什么。翻过来之后，小柴当年写：我想不断地完善自己。当一个人力图完善自己的时候，她将不再向外界寻求什么，也不向外界推诿什么，他将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人的内部，而社会的进步也就由一个一个独立的人，试图自我完善的过程当中得来。我的起点这么低，所以这个过程才会无限长，永无尽头。想到这一点，我觉得也就踏实了。在一个月之前，采访一个小孩的时候，我还把他问哭了，是因为我不理解他，我不知道孩子有的时候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行为去认识生活的，我当时非常沮丧，我一个人坐了半个小时。后来我就问陪伴这个孩子十年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，我说我怎么总是改不了我身上的弱点啊，卢安克说，如果这么容易的话，我们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做什么。所以，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弱点，你才能对这个世界有一份宽量。我们不需要与谁为敌，我们只需要接触，共同来解除我们身上的蒙昧，从这当中睁开眼来，看见他人，看见自己。
讲演的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，是关于这本书的封面，这件事我还没有跟任何人说过。这本书的封面是陆智昌老师选择和设计的，当时征求我的意见时，我说我同意，但是我同意的理由我没有告诉他。这张照片是2006年《新闻调查》的同事陈威在重庆开县马柳乡采访的时候，拍下来的，我喜欢这张照片，是因为这背后的故事。这个村子是开县最偏僻、最贫穷的山村之一，有700户人家，青壮年大多出外打工，留下的就是这些老人和孩子。当年农民的负担很重，都很穷，所以跟政府的冲突很多，有一次冲突很强烈，结果就是双方达成一个共识。政府说那以后就你们管你们自己的事务吧，然后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山村的路给修起来，路特别难修，曲里拐弯，要协调很多的关系和利益，政府想修想了五年都没有修成，说现在你们自己来吧。这个照片当中有一个老人，是这个村子里的生产队长，他来负责协调。他说，我有这么几个规矩，第一，人人都要发言，第二，不能骂人，第三不能光说怎么不行，要说怎么行。说完之后举手表决，85%都同意了就把这个纸摁上手印，贴在祠堂的门口，但是贴完之后，允许你睡了一觉起来之后反悔，五天之内，你就把这个榜揭下来，再召集大家重新开一次会，重新表决，但有个条件，你得负责全村人误工的费用，免得你太任性，为所欲为。这张纸被揭下来过五次，每一次都重新开，最后的结果是还尊重原来的决议。钱花出去，路修好了，没有任何人闹事，也没有任何人上访，日子就这么平安地过下去。
所以每次看见这个照片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当年我们节目的名称叫“马柳的民主”，是说当时他们是中国基层民主做的最前卫的一个地方。实际上这些老人、孩子，他们很多都不识字，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民主这两个字，所以这件事给我的启示是：我们用不着向外来的世界去刻意学习什么模式，我们也用不着刻意地与谁为敌，反对谁，我们只需要解开我们身上的束缚，成为独立的人，用我们自己最朴素的生活经验、体会、常识，我们就能创造和决定我们自己的生活。尽管这个生活并不完美，但是从今而后，我们将生活在我们自己亲手创建的世界之上。
谢谢大家！谢谢今天来现场的我的亲人、朋友，多年来读者、观众和媒体的同行，最后特别祝我的朋友周云蓬生日快乐。
------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 未经允许请勿转载,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。
